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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之门
真夜中のドア
#1
在金玲的记忆里，1988年的雪落下来是沉甸甸的。
东京湿冷的空气和家乡差不了多少，但除此之外的一切她都不习惯，不论是拘束的礼仪还是辣口的洋酒。语言当然也是一个问题，日语里的一些东西本就让人费解，更别说那些轻声细语里的言外之意。在日本的第一年，她基本上都在说「すみません（不好意思）」，因为她听不懂其他人的意思。她偏偏生了一副好面孔，这让她更容易受到关注，随之而来的是更多「すみません」。
她到银座时是经人介绍去了「理惠」。她说她叫玲，而妈妈桑坚持叫她玲子。她笑着应答，露出两颗虎牙，心里盘算着的是她在这次签证到期前能攒下多少钱。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妈妈桑很喜欢她，一直把她带着身边。但就像金玲从来都没有真正接受玲子这个名字，她也从来没有把日本人的规矩放在心上。妈妈桑倒没有强求她去做一个公关，在认清她志不在此后就立刻重新安排她去做服务生。
菱红曾问过她是不是不愿豁出去，她只说：“钱么，还是覅太好挣，否则要被套牢的。”
第一次见到强慕杰时，她没太在意这个沉默寡言的大个子。他的目光多数时候盯着公文包，或是盯着酒杯，显然不是聚会的主或宾。而公关小姐的把戏是在给他斟酒时同他耳语，每当这时他的脸会涨得像喝了整瓶威士忌似的红。后来金玲才知道，他听不懂复杂的俏皮话，他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才着急。
那天打烊的时候，金玲把一行人挨个送上车，招手目送汽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最后剩下的是强慕杰。他显然是第一次来银座，当金玲用日语问他是否需要用车时，他先是抬手看了看表，然后环顾四周。
“你是中国人？”
“欸？”金玲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哎呀，你也是中国人？巧了巧了。我刚才还在想你怎么不说话呢？刚来日本吗？”
“刚来。”他言简意赅，同她说话时低着头，目光是从下而上的，“我们上课用英语比较多。”
金玲“噢”了一声，心里想的是“我也没问你这个呀”。
“我是强慕杰。”
她摘下手套，伸向强慕杰的手。“玲子。”
“玲子不是真名吧？”
“不是又怎么样？”金玲笑着说，“而且你要我的真名做什么？”
“总是要问清楚的，等下次见面再问就不合适了。”
“你确定会有下次？”
“当然。”
她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怎么回去。他说他没钱打车，要坐地铁。她说那你沿着这条路就能到银座站。至于她的名字，等他下次来再告诉他。
「じゃ、また。」
「またね。」
后来强慕杰知道了她的名字，知道了她是上海人，知道了她是为了攒够在上海开一家店的本金才来的东京，知道了她独身。金玲原来并没有打算告诉他这么多，但强慕杰说话从来都是单刀直入，日本人的含蓄他好像一点儿都没学会。在那段日子里，每个星期三他都会跟着老板来「理惠」，每次都会在离开前多问金玲一个问题，每次都是用“回头见”同她道别。
金玲说他是全东京最得寸进尺的研修生，可她还是用洗洁精、番茄沙司和其他来不及丢掉的空瓶为他和自己偷了一整个冬天的威士忌。她开始时不喜欢洋酒的味道，后来才发觉不管什么酒，会让人着迷永远是那股醉意。渐渐地，强慕杰在她的记忆里和这偷来的片刻欢愉划上了等号，他就是她这些隐秘而微小的罪恶行径的共犯。
对金玲来说，1988年冬天的雪的重量是一件披在她身上的夹棉风衣，沉甸甸的，带有一丝温度，无比接近于一个拥抱。这在风雨飘摇的异国他乡意味着很多不能言说的东西。菱红也不止一次揶揄，这个男的看着像是她回国的机票。但金玲其实想都不敢想——如果不是银座这个地方，她和强慕杰将是永远不会有交集的两个人。强慕杰有着触手可及的无量前途，而她只是个用语言学校签证来打零工的小服务生。况且所有来银座消费的男人只是想买一场梦，她何苦一厢情愿地认为有人会把酒桌上的情谊当真？
话虽如此，这时的她对于一厢情愿并没有足够多的认识。不巧，她后来在银座认识了一个叫阿宝的上海男人，还把自己的好运气都借给了他。六个月后，她因此收到一张回上海的单程机票，以及一家差一个老板娘就能开张的夜东京。这一切的发生可以说是突如其来，令她有些眩晕。当她还不知道银座、「理惠」或是妈妈桑能够给她什么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未知的前途和其他人未知的感情的时候，阿宝已经给了她一个相对具体的未来。
她攥紧那张名片，从那一刻开始认同作为“玲子”的自己。而这也是她日后所有一厢情愿的开始。
#2
玲子从准备到离开东京只用了三天。
临走前，她给菱红留了一个月的房租。除了必要的行李，她把所有东西都留在了日本。她没有想到要和强慕杰道别，直到两个月后菱红也回到上海，才说起强慕杰到拉面店找过她的事情。她问菱红是怎么答复他的，菱红回忆不起来。玲子听后心情复杂，说不上来是因受宠若惊而窃喜还是因不辞而别而歉疚。后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没有在她生活里留下什么痕迹。
而想要在玲子的生活里留下痕迹其实并不难。从进贤路附近的阁楼到夜东京的后厨，修不好的屋顶、喝不完的啤酒和算不清的账本，她的生活里处处是别人的痕迹。她总觉得要把日子过得热闹，否则她没有办法保持自己的温度。
就这样，在后来的一千多个日夜里，她的生意和感情纠缠在一起，哪一头都是不上不下、半死不活的状态。原先的玲子多少觉得，这两样东西只有混为一谈才能经营长久。但这么说更像是在骗她自己。事实是她对生意和感情都没有信心，从她的合伙人第一次在她卧室倒头大睡时她就晓得了。
这套用以自欺的“理念”开始瓦解是在她意识到所有人都已经看清这件事的时候。一种失败者的羞赧浮出水面，而这种情绪早在她上一次离开东京时就在暗自酝酿。原本在她的生活里就没有什么是完全保留给她自己的，现在回头看，这些付出更像是泼出去的水。
最伤人的是，她并不是不求回报的人。
她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那张从东京带回来的名片，发了很久的呆。最后她捏住卡片的对角，把它撕碎了扔进垃圾桶。忍了很久的泪水从眼眶里掉落下来，用日语说就是「ぽろぽろ」地流。如果那对珍珠耳环可以变成液体，砸在地板上的水花大概也有她眼泪的大小。
在她上一次办下的日本签证还剩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她带着自己的全部现金，坐上了第二天最早飞往东京的航班。
#3
路灯已经亮了，但银座还没有到营业的时间。
她在「理惠」楼下的时候碰见以前共事过的调酒师，姓风间。风间先生是个大约五六十岁的男人，个子不高，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她听说这个男人在泡沫经济前也做过不小的实业，后来因为炒股破了产。了解到他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玲子难免心生同情，她对于炒股这件事的不信任也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玲子小姐是什么时候回东京的？”
“刚刚。”她礼貌地微笑。
“三年没见了吧？”
“嗯，三年了。”
她跟着调酒师上了楼。时间还早，而妈妈桑已经在店里了。女人穿着和服，笔挺地坐在她平日里算账的小桌旁。一切看起来都和旧时一样。
「理惠」的妈妈桑——玲子的前老板在银座也算一位人物。她的本家是做布料生意的，早些年是为了逃避家族联姻来到东京。她在银座也算摸爬滚打了十余年，白手起家做成了这里数一数二的高级俱乐部老板娘。她是个很有头脑的女人，很早就开始用会员制那一套吸引和筛选客户，把俱乐部办成了大商社的会客厅。
“还以为是谁呢。”她看见玲子，放下手中的报纸。“好久不见，你的店怎么样了？”
“好久不见。”玲子的手勾在身后，“店已经准备关掉了。”
“那位呢？我记得是……阿宝先生？”
她的记性还是那么好，玲子心想。“我们也已经结束了。”她说，“不过关店的事情还没有和他商量。”
女人抬了抬眉毛，轻叹一口气，又抖了抖报纸。“是因为你们结束了，所以才要关店的吧。”
玲子抿起嘴。
“要想清楚哦，生意可以是你自己的。”
“但是，没有他的话我也做不起来。”
“是没有你的话他做不起来。”
“话是这么说……”
妈妈桑看了她一眼，示意风间去给她倒杯茶。
“我想要威士忌可以吗？”
“好、好。你还是老样子啊。”
妈妈桑放下报纸，上前两步把玲子搂进怀里。玲子闭上眼睛，生怕眼泪掉下来弄脏她价值不菲的和服。
“呐，朋友和顾客都是一样的，他们只会在一段时间出现在你的场子里。我们做生意的，只能保证在他们想起你的时候自己的招牌还挂在原地。但如果他们不再回来，还会有新的人路过这里。不管是生意还是生活，总是要继续经营下去的。”
妈妈桑松开怀抱，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平静的表情。
“喝完这杯威士忌，我们要开门了。”
这个晚上的故事后来被玲子包装成了一个可以贩卖给食客听的版本，省略了起因和经过，只有她和妈妈桑重逢后的场景。而当顾客们问起为什么店名叫夜东京时，她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们描述自己90年代站在银座街头所看到的画面：不是灯红酒绿，而是人们用疲惫的皮囊兜着疲惫的心，走进餐厅、酒吧、俱乐部，等待食物、酒精或一小点爱以治愈。
#4
就像妈妈桑说的，有人从这个场子离开，也有人重新出现。从日本回来后，她找来阿宝，勉强把他们之间的生意、运道和其他什么东西都算清爽了。
有一天，玲子透过橱窗看见一辆黑色奔驰停在街对面——要是出现在黄河路，这不过是辆寻常的虎头奔。她多看了一眼，车上没有下来人，停了一会儿就开走了。后来她才知道，坐在车里的是强慕杰。
强慕杰正式拜访是在夜东京试营业前的一个礼拜。当他用蹩脚的日语问“还能进来吗”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进来了。玲子停下手里的活，暗自腹诽是谁这么拎不清，大晚上进一家还没开张的店。她一点也没意识到刚才的声音有点耳熟，直到她再次看见那个大个子，那些关于东京午夜的记忆又朦朦胧胧地浮现在她脑海里。她记忆中——不，想象中的强慕杰就是眼前的样子。虽然他看起来改头换面了，从腕表、皮鞋到西装三件套无不讲究，但玲子觉得他只是剥掉了一个时期的外壳，露出他注定成为的模样。
她上前给他倒了一杯威士忌，问他要在上海待多久。
两三个月，他说。
他们又寒暄了两句，强慕杰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名片递给玲子。玲子接过后一看，心想：要死不死，又是一个炒股票的。但她没有把话说出口。
“——老板娘，搿物事放在什么地方？”小和尚在后厨喊道。
“晓得了，来了。”她放下酒杯，转头又对她的客人说：“哎，你来帮我个忙吧。”
强慕杰喝掉手中的威士忌，脱下西装外套丢在吧台的座椅上。
那天忙完店里的事情已是深夜，强慕杰提出要送玲子回家，晚上不安全。玲子说这条夜路她天天走，难道还要他天天送。强慕杰轻笑，低头看了她一眼，说：“我很忙的，老板娘。”
“如果一件事情不能做到底，做一次两次也没有什么意义。”玲子打趣道。
“那如果我可以天天送你回家，你愿意吗？”
小雨过后，地上湿漉漉的，黑色的积水里倒映出头顶街灯的亮光，在两个人的阴影里忽明忽灭。从进贤路到玲子租住的地方只要不到十分钟的步行路程，此刻已经走过七分半了。街上安静得很，连声狗吠也没有，很容易听出女人高跟鞋落地的节奏迟疑了一拍。
玲子不响，回过头去看跟在她身后半步的强慕杰。她毫无防备地与他目光交接，随后匆匆错开自己的视线。
“你又刺激女人了。”她调皮一笑，掩饰刚才的尴尬。
“是你先挑衅男人的。”他很识相地接过她的话。
在最后的一分钟里，玲子的心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揪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她知道强慕杰今天没有带司机来，而这个安排又透露了很多种可能。如果要问玲子最真实的想法，她并不拒绝让“事情”发生的机会，其中是有在寂寞至极时破罐破摔的意思。
“我到了。”她站在楼房门口，侧身看向强慕杰。而强慕杰双手插在西裤口袋，停在她三步外的位置。
“好，早点休息。”他抬了抬下巴，“回头见。”
他的克制反倒让玲子有些意外，她一下不知该说些什么。出于某种叛逆，她邀请他上楼“再喝一杯”的冲动变得更强烈了。
“你怎么回去？”她问。
“一会儿到大路上打辆车，不用你操心。”他说，“怎么，你还想送我回家？”
“那就没完没了了。”玲子失笑——在这个瞬间，她忽然改变了主意。“回头见。”她最后这样说，转身走进了昏暗的楼道里。
在她上楼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情绪开始翻腾。这几十级台阶见证她多少次失望而归？可现在，当求而不得的东西从天而降，她又有些畏怯了。她越是知道强慕杰对自己的情谊，越不忍心利用他来实现自己内心的不甘。那样对强慕杰不公平，更贬低了自己。而此刻，她的心里还有一些在刚才被点燃的期待，以及对期待落空的担忧。她忍不住苦笑，这种心情怪像为了出清库存而把杂鱼杂虾一锅炖的“八鲜过海”。
#5
在夜东京重新开张的那天，强慕杰的位置玲子留到了七点，比说好的多了半个钟头。但他到最后也没有出现，甚至没有打声招呼。她很生气。离奇的是，强慕杰在次日打烊时分穿着双排扣西装从街对面一路跑来，满头大汗，样子多少有些滑稽。
“不好意思来晚了，有点事情耽误了。”他说。
“看来你是个要人等的人，不是个好的客人。”玲子没好气地回应他，自顾自地走进店里。
他问她还有没有吃的。她说厨房已经打烊了。他又想讨杯水喝，她说自己倒——但还没等她说完，他就已经倒上了。
她没有问是什么事情耽误了他，多半是因为生意，而要是她真的过问起来反倒显得她有多在意似的。她在这些年里因为“生意”被爽约的时候太多了，闷酒也喝够了，现在这些事她理都覅理。她自己也说不清这到底是新仇还是旧怨。
厨房里的热水器一直修不好。在小琴叫她去看看的时候，她从吧台上拎出强慕杰存的酒，让他自己先喝着。但强慕杰跟了上来。他脱下西装走进厨房，踩上凳子检查设备，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仿佛有十年热水器修理经验。而当他揽下这个活、把其他人都晾在一边时，玲子盯着他的背影微微有些出神。她见过这个背影吗？等等，似乎每一次都是他在目送她离开，她从没有见过他转身后的模样。
“估计是修不好了。”
“什么呀，我还以为你挺有办法的。”
“我给你买台新的，就当开业礼物。”
“你自己说的噢，我可没让你掏这个钱。”
“算我欠你的。”
“那明天早上要给我送到的，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她没有让笑容太快出现在脸上，“你的下一瓶酒钱我就不收了。”
“知道啦。”
她把擦手的毛巾递给强慕杰，意思是之前的气她已经消了。但强慕杰直到告别时都没再说什么话，估计是在考虑自己上哪儿才可以订购到明天早市开张前能送货上门的热水器。
——在他们更熟络一些后，强慕杰会在临打烊的时间来夜东京赖一会儿，主要是喝点酒。他的工作确实忙，除非当天恰好有空，他很难腾出时间专门来等位吃饭。后来，玲子会让小和尚在下班前留点吃的，端给强慕杰的时候就说是让他试新菜。顺便的那种。
他会有意无意地说些关于阿宝的事，特别是在喝了点酒之后。她总觉得是强慕杰在试探自己，很少搭腔，但不耐烦了也会说出“五分钟在夜东京聊不起两个亿的生意”这种话来呛他。结果强慕杰变本加厉，那一次直接把她从夜东京带走，到新兰居接着聊这“两个亿的生意”。
他讲阿宝的故事，讲李李的故事，讲阿宝和李李的故事。玲子抗拒所有这些话题。她告诉强慕杰不要浪费时间说别人的事。于是强慕杰讲回他的过去，讲到A先生，以及他、李李与A先生的故事，但到最后又牵出了阿宝。
这时，玲子才听出了端倪。
她问强慕杰，现在对她说这些干什么。
强慕杰说，他不希望再有人有机会把她带走。
玲子觉得他答非所问，可再直白一点的话她也不敢听。她感谢强慕杰把她放在心上，然而她或多或少觉得，强慕杰此刻的意思和四年前阿宝不声不响送给她一个夜东京时是相同的。她不想再接受自己并没有准备好面对的东西。更何况，强慕杰想要的、要做的，又和她有什么关系？
她垂下目光，在离开的时候都没有去看强慕杰的眼睛。
玲子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强慕杰和自己是一类人，尤其是在一厢情愿这方面。而强慕杰的幸运或不幸都在于他拥有一种固执。这种固执让他不那么患得患失，又让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一个可能失败的结果。她嘴上说各人自有各人福，但内心早已确信：强慕杰会重蹈她的覆辙，在阿宝手上经历一次毁灭。
在服饰公司的事情上，玲子给强慕杰的唯一忠告是阿宝这个人运气一直很好。坦诚的讲，如果她有什么私心，也并不是希望阿宝赢，而是希望强慕杰输。毕竟，和强慕杰不同，玲子是一个念旧的人。就像她怀念在东京街头狼狈窘迫的阿宝，她怀念的是在东京一无所有的强慕杰——当然，她也不会否认，自己真正怀念的可能是在彼时能够给他们一点安慰的自己。
她后来会给食客们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装在塑料瓶里的威士忌。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说当时有个留学生每周都陪老板来应酬，散场前他总要先下楼帮老板或客人叫计程车。那时候天很冷，喝点烈酒能暖和些。如果有人问起那个留学生后来的故事，玲子会说，等下次来再告诉你。
#6
在服饰公司事件后的几天、几周、几个月里，玲子没有再见过强慕杰。她后来听一位熟客说，强慕杰正在接受警方调查。她中间去了一趟至真园想要和李李打听这个情况，结果李李已经把至真园出手，人也已经不在上海了。
玲子站在黄河路上，忽然觉得过去这几年的故事正式结束了。她对黄河路一直感到陌生，但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这里空旷。而这些其实与她并无关系，因为第二天她就要启程去深圳，然后去香港。
玲子在香港的生意开展得并不容易。选址、租房、装修、注册公司、申请牌照、招聘员工，每一件事都要费掉她半条命。期间她还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厨师而怀疑自己来香港的决定是否正确。终于，夜东京分店在筹备了半年后终于开张。靠着几个在上海光顾过的顾客宣传，她们第一个季度的营业额就回了本。
当时的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又确信自己不会在这儿待得太久，于是就在酒店开了间长租房。成本虽高，但好歹可以算在夜东京分店账上。在这段时间，她还认识了一个香港富商，鳏夫，长得一表人才。她说如果不是因为语言问题，她可能会和他拍拖。但她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她知道这其中不仅是“语言问题”。
时间转眼到了96年底。当分店的经营走上正轨后，玲子聘了一个在日本待过几年的女孩做店长。她退掉了自己在酒店的长租房，离开了香港。
房改后，她用积蓄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打算修整一阵再考虑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新家的陈设和之前的出租房很像，但原先的家具物什都是临时的，现在的这些看起来更永久一点。她买了新的花瓶，配上新的灯罩，客厅里摆了新的沙发和唱片机。这个时候，她的家里已经完全没有别人的痕迹了。
玲子在元旦后去了趟北京，见到了菱红。她的头发留长了，单根辫子扎在脑后。她们去天安门看了升旗，然后逛了胡同。菱红说她现在在西单的一家百货商场工作，打算明年结婚——她的对象是附近一个唱片店的老板，也搞摇滚。他们是之前在音乐节上抓贼认识的。
玲子问她，那个做生意的朋友呢？
菱红说伊已经跑路了。
玲子又问她，以后是不是就留在北京了？
菱红撇撇嘴说，不一定。
玲子不响，没有多说什么。她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她们在西单附近的酒吧喝了酒。末了，菱红问玲子有没有兴趣在北京也开一家夜东京。玲子思考了片刻，说那也得让你来当店长才行。菱红低下头，把玩自己手里的酒杯。她又要了一个shot，再抬头看玲子的时候眼里还泛着泪光。
那夜的最后，菱红送玲子上了出租车。她要玲子照顾好自己，做生意也不要太辛苦。玲子说晓得了，再来北京会去找她，然后笑着和她挥手道别。直到车开远了，玲子才让眼泪流下来。她原以为自己已经很习惯物是人非，但到头来发现她只是没来得及回看那些一直在发生的变化。
她望向车窗外，冬季夜晚的北京有着萧瑟的底色，但还有零星的年味点缀其中。出租车疾驰在道路上，一盏盏挂着红灯笼的路灯不断从眼前晃过。宽阔又空旷的道路两旁都是陌生的街景，偶尔也有这两天已经看熟悉了的建筑出现，算是一点安慰。她想，这些飞驰而过的，眼前的、过去的，她永远只能目送它们消失在视野外。她不奢望去抓住够不到的东西，她会平等地珍惜每一个坐到她身边的人。
然而，有些位置她已经空得太久。
——比如在上海的夜东京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位置，就在收银台的左手边。只有夜东京的老主顾才知道，那个位置原来也是可以坐人的，后来一直用来堆放还没有摆出去的留座牌。好笑的是，夜东京留座牌的数量比店里所有桌位还多一张，所以这个位置永远会有摆不出去的留座牌。这件事是葛老师发现的，他认为店铺经营还有值得优化的空间。可惜没有人会认真听葛老师说话。
#7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玲子在香港的生意多少受到一些影响。她有一天在报纸上看见强慕杰原先在日本供职的证券公司倒闭，不禁心想这些炒股票的可能在哪都难逃一劫。要知道，最早说起在香港开一家更大的夜东京的人就是强慕杰。而现在她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提议的人却不知所踪。
她也曾和南国投上海分公司的客人聊过天，聊过强慕杰。那人说起强慕杰几年前的豪赌，冷嘲热讽之余竟还有一丝惋惜。她又假装不经意地问起强慕杰的近况，才知道他去年就因为表现良好提前释放了。那人还说，在强慕杰出来后，其实有不少同侪愿意帮他一把，最后都被他谢绝。
玲子听后轻描淡写地说他这样傲慢的人肯定受不起这种打击，内心却在郁闷为什么自己今天才听说这些事。客人没看出她的波澜，只笑着说后悔也没有用，资本市场玩的就是愿赌服输。玲子直言自己听不懂这些，就请这位客人多喝了一杯生啤。
小琴最近回了老家，店里只剩小文一个人。如果没有别的事，玲子一般会在店铺打烊后帮着收拾下厨房，然后坐在吧台前独自喝一会儿酒，想些有的没的。吧台对面的镜子上曾有一张名片是南国投的，后来不知道被什么人拿走了。厨房的热水器最近又坏了一次，找到售后时已经超过质保期一年。还有一瓶21年的響，她再也没有喝上第二口。这些事就像碎片一样扎在她的心头，不影响生活，只是拔不掉而已。她的思绪最后落到夜东京香港分店的去留这件事上。账上的钱还够她小亏个一年半载，但宏观经济的事情谁都说不好。照常营业是一种态度，及时止损是另一种态度，没有哪个更好。毕竟生意有可能会渐渐好转，也有可能会一直萧条下去。
而到了97年底，玲子得到消息，「理惠」要先夜东京一步关门了。
她办完签证赶到日本时，「理惠」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一位年轻女子在现场做最后的交接工作。玲子想请这位女士帮她给妈妈桑带几句话，就说如果有任何困难，她都会想办法帮忙。没想到那位女士是妈妈桑的女儿，三十岁不到的样子，仔细看会发现她的眉眼确实像极了她的母亲。她向玲子表示感谢，又说母亲已经为这份生意操劳了一辈子，现在决定回老家享清福了。
玲子听后有些恍惚，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巨大的释然。她此前似乎从没想过“放下”的可能性。
寒暄了几句后，玲子在离开「理惠」前想再多看看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她从没见过这里如此冷清的样子。这时，她注意到在吧台上有一瓶没有被清理走的威士忌。横平竖直的瓶身，黑色酒标。是21年的響。
“那个，请问那瓶酒是……？”
“啊，前几天有一位男士来拜访，说是以前的客人。他把这瓶酒留在这里，用来招待其他来道别的人。”
“——这个男的，他是什么样的人？”
年轻女人扶着下巴回忆了片刻，“很高大的人，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声音很像电影里的黑手党……”
“——是不是日语说得很烂？”
“不，挺好的……但经您这么说，确实不太像日本人呢，说话的语气什么的……”
“——那他的长相，有什么特征吗？”
“戴着眼镜、头发花白，一直皱着眉头，皮肤看起来不是很光滑……”
问到这里时，虽然好多细节对不上号，但玲子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预感。
“不好意思，我能喝一杯那个吗？”
“啊、请。”
玲子走到吧台前。这瓶酒是新开的，这两天被喝掉一些，剩下一半。
“那个男的可能是我的朋友。”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瓶身，“请问他还有留下什么话吗？”
“不，没有了。”
玲子随后问，自己能不能买下这半瓶酒。对方说这本来就是客人留下的，自己也不知道后续该怎么处理，她如果能带走就太好了。玲子向年轻女人道谢，说有时间一定会去看望她母亲。
而当玲子收下那瓶酒时，她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厢情愿都可以在此终结了。
#8
时间转眼过了千禧年。在2001年早春的时候，玲子为了开发新菜，带着她的香港店长和菱红一块儿到日本学习。
行程最后的晚上，她们路过一家影院时看见正有人在更换橱窗里的海报。玲子看见《花样年华》，就问其他两位是否有观看的意愿。但香港姑娘已经看过了，菱红说自己熬不起这个夜。玲子索性就买了一张票，说一个人去看。
最近的场次虽然在午夜，但影厅座无虚席。玲子前排有一位高个子的男士，一直挡住她视线。她几次想要提醒他，最后都忍了下来。还好电影里的故事抵消了她的恼火，她后面看得入迷，几乎忘了这件糟心事。她不算是什么电影爱好者，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吸引她，到最后唯一的想法还是“回去后要做身旗袍穿穿”。
电影结束时将近凌晨两点。等过道里的人差不多走完后，玲子起身，穿上外套，拿好包，准备离开。她在经过前排时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她前面的那个高个子，那时他们已经是影厅里最后的两位观众。不巧，她接上了对方的目光。
迟疑，然后她屏住呼吸。
“金玲？”
起初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或者是凌晨一点的神智不清，直到那个沙哑浑厚的声音响起——被人用这个名字称呼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也只有一个人会这么郑重地叫她全名。他曾说这个名字是他从她那儿得来第一个奖品。
她觉得自己的脑子有些嗡响，半天才缓过神来。“走吗？”她问，甚至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中文还是日文。
对方点了点头。
他们并肩走到影院门口。一路上，玲子——不，金玲悄悄打量着男人：他戴了一副细框眼镜，瘦了一圈，头发也白了。她说自己需要打个电话，就到最近的公用电话亭联系了酒店前台，请服务人员早上转告206和208的客人不用等她去机场。她总是不停回头确认男人是否还在原地。不知为何，她总觉得他随时有可能消失不见。
街边相间的路灯投下两束光，恰好在一块吸烟区重叠。男人就乖乖站在那儿。金玲在十米开外的地方看不见他更具体的模样。只看见他往嘴里塞了支烟，打火机的火光从他指缝里冒出，在夜风中摇曳，最后换来一缕散开的白烟。
她走出电话亭，问他要一支烟。他愣了愣，从口袋里摸出一盒万宝路，倒出一支帮她点上。
“你变了很多嘛。”她说，尽量让自己的语气轻松一点，但声音的颤抖还是出卖了她。
“有吗？”
“戴了个眼镜，差点没认出来。”
“上年纪了。”
“话也变少了。”
他苦笑一声。“以前话多是因为不自量力。”
听他这么说，金玲心里忽地腾起一股想要反驳他的冲动——他原本不是会自我贬低的人，这种变化让她怜悯，但她最不敢表现的恰恰是这种怜悯。
“那不至于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消失吧？”她在说这话时情绪克制极了，听起来只是单纯的刻薄。
他对金玲的质问似乎并没有意外。等他回过身把烟头熄灭，才不紧不慢地解释：“96年底，我去过一次进贤路，店里的人和我说，你去了香港。97年，我去了香港，又得知你早就回了上海。”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骗过你吗？”他无辜地看了她一眼。“聊聊你吧。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结婚了吗？”
她伸出右手，凑到男人眼前晃了晃：手指上什么也没有。
“还是那么挑剔。”
“挑剔不好吗？”
“不好。”男人抿起嘴。“我可是受害者。”
她几乎笑了。“是吗？我看不一定。”
烟一不留神快燃到她指尖，她在灭烟处捻掉它最后一点火星。透过呼出的烟雾，她看向路面远处的黑暗，目光放空。
“几年前你说，人总是被熟悉的东西吸引，躲是躲不掉的。我现在算是认清了这个道理。”
“比如？”
“——为什么留下那瓶酒？”她没道理地话锋一转。
他微怔。“我知道你会来。”
“如果我没有来呢？”
“那就当是我一厢情愿。”他干笑一声。“让你失望了吗？”
“是呀。”她说，“我们本来可以在深圳喝掉它。”
“没有发生的事就不要再提了。”他沙哑的声音压得更低，变成一种哽咽。“何况你不会相信‘本来可以’。”
金玲不响。
他们都知道，他在「理惠」留下的不止是那瓶酒，让金玲失望的不止是那瓶酒，他们曾经相约要在深圳开启的也不止是那瓶酒——他是要把那瓶酒和未来所有的可能都还给金玲。
这恰恰是他最傲慢的地方。他没有在一厢情愿这件事上吸取任何教训。
在东京这个夜晚的最后，金玲提议说要送男人回家。男人不可置信地挑眉，似乎也想起了他们多年前在上海那个雨夜的最后发生的对话。当时的玩笑放到如今同样变成了一种沉重的“本来可以”。她不知道男人此时具体在想什么，但她想的是，自己本来可以在那个晚上邀请他上楼“再喝一杯”，然后事情也许会变得不同。虽然，她确实不相信什么“本来可以”。
#9
最后先说「帰らないで（不要回去）」的人是他。
金玲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她亲吻了他以后。说实话，这个动作她已经生疏了，当她放下手提包、扯住他衣领时，她的架势更像是要把他摔到地上。而他显然被吓坏了，僵硬得让金玲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直到四瓣嘴唇上残留的相同焦油味道在热气里晕开，他的双臂环住金玲，她才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动弹不得的那一个。
他回吻，小心翼翼，又得寸进尺。
那个从1988年开始就存在于她想象中的、没有实现的拥抱，实际要更加紧、更加重，却在某种意义上更加轻盈。因为金玲不再思考自己是否配得到它这样的问题了。但即使如此，她也并没有完全享受其中，而是拼命地想要抓住此刻的感受，仿佛它稍纵即逝，仿佛她不相信自己能够拥有它许久。这些念头让她的感受里又掺杂了一点悔恨和一点惶恐。他的心态同样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不敢表现得太过贪心，甚至没有到边界就停了下来。当他松开怀抱时，脸已经涨得通红，像喝了一整瓶威士忌似的。这个模样在金玲脑海中和一个远去而模糊的记忆重叠。但时间已经实实在在过去十年，一切都已经变样了。
她要说些什么呢？是不是转身离开更加合适？毕竟她的飞机还有不到十一个半小时就要起飞了。金玲平行的视线只能看见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却迟迟没有说话。她放下搭在他胸前的手，后退，说，那就回头见。他这才拉住她，说不要回去，随后领她上了楼。在这个过程里她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没有做，似乎事情的发生亦与她无关。事实上，她内心深处依旧是不安的，因为不论他今天能给她什么，在她看来还是得到后就会消失的东西。
这间公寓对于一个单身中年男人来说整洁得可怕，但不至于没有一点生活气息。厨具很齐全，沥水台上放着一个碗、一个盘子和一双筷子。靠窗的地方有一张书桌，桌上摆放着一台电脑——这显然是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了。也许是为了方便搬家，他没有买书柜，所有的书整齐地叠放在书桌旁，一共三摞，加起来可能有一米高。
他帮她脱下外套，示意她可以坐在沙发上。在他倒酒的时候，她看了一眼他桌上的笔记本，首页写着的应该是他现在的名字。她问他在日本做什么，他讳莫如深，说可能算是一个散户。说完他自己都笑了。她环顾四周，又问他还会不会回国，他平静地说国内的财产他都处理完了。这时他才想起那个问题，反问她什么时候回上海。
“不重要。”金玲看了一眼手表，决定把这个事情抛到脑后。
他在她身边坐下，还没来得及多喝一口酒，她就拿走了他手里的酒杯，摘掉他的眼镜，然后亲吻他嘴唇。她的手穿过他鬓角，绕上他的脖颈。她在这个吻的开头没有想很多。酒精，整夜未睡的疲惫，这些都让她变得迟钝，她当然没有想到自己的主动会带来什么。他的一只手环上她的腰，抚过她后背，另一只手去勾住她的膝盖，将她放倒在沙发上。他们此时的姿势一点也不舒服。她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他呼吸的起伏。温热的鼻息扫过她的皮肤，舌尖随之探入她的口腔。而他就是从这时起开始失控的。
和第一个吻不同，他变得粗暴起来，没打算给她留下任何空间。金玲异想天开地想要夺回主导权，但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力量差距悬殊。她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在紧张中彻底乱了呼吸的节奏，心跳加速。她用呜咽声抗议，男人没有回应，直到她在他嘴里尝到血腥的味道。
他从她身上离开，碎发落在他眼前，额角微微渗出汗水。他们没有说话。他舔了舔被金玲咬破的嘴唇，横抱起她，走进卧室。他在一些方面是个没风度的人，金玲知道，但她其实没见过他有攻击性的一面。她这一次看向他，才明白原来他从前目光里的温柔是不寻常的。他把她放在床上，脱掉自己的毛衣和外裤，然后帮她解开衬衫的领结、纽扣，再解开她的文胸，褪下她的裙子和丝袜，最后是她的内裤。她感觉自己的脸颊在发烫。
他亲吻她的颈窝，嘴唇划过她的小腹一路向下，滑到她的私处。在被他搅动的时候，她脑海里出现的是夏天的镰仓海滩。潮水卷过她的脚踝，不知不觉没过她的膝盖，再进一步升涨并拍打她的腿根，沾湿她的下体。一个更高的温度在侵扰她，愉悦地，最后抹平与她的温差。她勾起脚尖，咬住下唇才没让自己发出声来。放松，他说，而这两个字如同咒语，让她感到一阵酥麻。她不受控制地向他的嘴唇探去，空气变得潮湿和黏稠，然而空气在这时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都来不及呼吸。在吮吸里他们一个像是在命令，一个像是在恳求，最终又迫不及待地达成了一致。她抬起膝盖，戏弄般地抵住他的下体。他的耐心要到头了。
她示意他来取走最后的奖赏。他俯下身，注视她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他最意气风发的时期。随后，他进入她，汗液和汗液、其他体液混合在一起，爱欲的味道变得更加浓烈。他滚烫的结实的躯体传来轻轻的颤抖，沉重的气息成为她耳边唯一的声音。她闭上眼睛，感受到他一点一点探进她湿润的阴道，把她填到最满。而在进入到最深处时，他停留下来，问她会不会疼。她只觉得这不是他应该考虑的东西，抬起腰把他压得更紧。于是她又感觉到另一阵颤抖，这次是来源于她自己的。
是的，她知道他是个没风度的人，所以就连这种时候他都想要赢。他的腹股沟撞击她的臀部，而比交错的喘息声更淫荡的是私处的爱液被反复挤压的声音。她咬住自己食指，回想刚才那个带着血腥味的吻，意识到自己可能还是要为此付出代价。但他忽然停下来，换了个姿势，让她坐到他身上来。当她为了找到平衡而用双手抓住他肩膀时，再也没有什么能帮她克制住自己。她的腰随着他的运动而起伏，呻吟也变得放肆。他加快了速度，不断刺激她最为敏感的地方，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她毫不示弱地将他的全部长度纳入自己体内，直到她开始情不自禁地扭动，夹紧自己的大腿然后松开，最后瘫软在他汗涔涔的身上。
「帰らないで。」
当金玲第二次听见这句话时，她心里想的是“太迟了”。她有一个既定的归期，还有一个不得不回去的理由，他说什么都留不下她，即使她再想答应也不行。但她又太累了，并且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告诉他航班的时间。
所以，她其实知道自己应该错过什么，又不应该错过什么。
#10
2007年，《米其林指南》登录日本。而在此之前，金玲已经开始筹备，好让夜东京能够参与《米其林指南》随后将在香港地区开展的评选。她先是和她的合伙人去了欧洲学习经验，随后去了日本拜访了两三个行业内的友人。在回到上海后，她短暂地休息了几天，打算第三、第四季度在香港待一阵子。期间她也不是真的闲着，陆续找了十几位厨师面谈和试菜，但都不是很满意。最后是汪小姐给她介绍了一个人，是她父亲的朋友的孙子。70后的年轻人，姓王。有想法，英语不错，在管理上也有经验。她先是自己和小王谈了谈香港餐厅改良的设想，然后又拉上她的合伙人一起去聊总厨工作的具体要求和餐饮品牌的规划方向。双方一拍即合，隔天就签了三年的合约。万事俱备后，她收拾好行李，再次去到多年前在香港长住的那个酒店。
在那年的十月，有一天她同合伙人外出拜访供应商时接到店长的电话，说一位从上海过来的先生到店里找她。金玲一听描述就差不多猜到了是谁。她问店里是否还有空位，店长说今天已经预定完了。于是她让店长在后厨加一张椅子，再备一套泡饭，约那位先生晚上七点的时间。
金玲是从后门进来的，她穿了一件藏青的提花府绸连衣裙，肩膀上披了一件纯白的西装外套。她看到阿宝时，他正百无聊赖地坐在后厨的空桌前，手上拿了个挺时髦的手机。而在注意到她之前，他一直用手指在屏幕上来回滑动。
她高跟鞋落地的声音渐渐靠近，阿宝抬头，看到她的时候似乎有片刻出神。金玲拉出他旁边那张椅子，自然地坐下，交叉双腿，让伙计把泡饭端上来。
好久不见。她说。说罢她自己都觉得古怪，这几年说惯了普通话，竟一下子没改口。他只是微笑，垂下眼睛去看餐盘里的古董瓷碗，腼腆得像是刚认识她似的。可他们都知道，即使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生分。
多少年没见了？阿宝用上海话问她。
一十二、三年有的吧。她开始用上海话回答。噢哟，从九四年到现在。
侬个店开得老讲究。大楼里开餐厅还噶有派头。
侬讲的，螺蛳壳里做道场。
中环叫啥螺蛳壳啦？
金玲被逗笑了，气氛变得松弛起来。阿宝指了指她手上的戒指，问她是不是结婚了。她点了点头，但没有主动说她先生的事。她问阿宝现在怎么样，最近在忙什么。阿宝叹气，说政府有个外资项目准备征地，在做谈判。金玲挑眉，半开玩笑地说那养老钱不就不愁了。阿宝摇了摇头。他比较在乎养老钱到手后他还能再做点什么。他最近在研究互联网，奈何有些技术上的事是真搞不懂。
看来宝总是一点也闲不下。她说着，起身去倒了杯酒。
她听见碗盖落在桌面上的声音。回头看到阿宝往嘴里拨了口泡饭，配上一筷尖的腐乳。夜东京的泡饭现在味道还要好了，老板娘。他笑着说。
瞎讲八讲，都是一样的东西。喏，腐乳都还是鼎丰买的。金玲从冰箱里拿出玻璃罐子，展示给阿宝看。
哪能一样。阿宝苦笑。
金玲觉得自己能理解阿宝的意思。米也好，水也好，稍微有些不同，泡饭就会有天差地别。当然，他想说的可能是更加形而上的道理。她不知道阿宝眼中的自己发生了多少变化，但当她看向阿宝时，总觉得这十多年的辰光是凭空消失的，他还是那个像雾一样让人捉摸不透的男人。他分明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却不肯透露给别人半点蛛丝马迹，生怕有人想陪他走下去。
而当她这一次面对阿宝时，她实际比自己想象得要从容得多。或许因为此时的她不再需要一个潜在的爱人，不再需要承诺，也不再接受亏欠。他们之间已经没有旧账要算，更不会有新账发生——这反而让她觉得自己前所未有地接近阿宝。她听见他话里的话，理解他笑里的笑，并且尊重他去过一种真诚但与人疏离的生活，她绝不奉陪。
在那顿晚餐后，金玲送阿宝离开。阿宝在上车前请金玲代他向强总问好。金玲一怔，转念又觉得他会知道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她说那可不得了，光是同侬打声招呼都够伊吃三个月醋。阿宝露出意味深长的笑，说不至于。
她在餐厅打烊后回到酒店，这时已经将近十二点了。金玲打开门，看见她的合伙人一边刷着牙，一边缩在笔记本电脑前勤勤恳恳地做表。他问她怎么这么迟才回来，她和他说了实话：阿宝路过香港，陪他聊了一会儿。
她的合伙人眨了眨眼，没有表现出太多异样的情绪，象征性地问了问阿宝的近况，随后就把话题扯回到夜东京官网的设计上。她问他怎么不担心她在外拈花惹草，他说从宏观来看，你这个人不舍得拿夫妻共同财产开玩笑。
“嗯。”金玲故作正经地点点头。“那微观来看呢？”
“微观层面的问题等关了灯再解决。”
Fin.